美国9月份新增大型太阳能电站仅7MW

把土地还给农民的第二次土地改革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决不亚于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同样面临这种压力的也远不止深圳一家，毗邻深圳的东莞市开发强度达到43%，佛山接近30%，长三角的无锡市该数据也同样靠近30%。11受生态保护和国土管控等约束，从2011年算起的未来十年，这个城市仅能提供约42平方公里的新增建设用地。

在经历了艰难的争取之后，考虑到深圳特区建设的特殊历史背景，国务院以下不为例的方式批准了这一统征方案。五无论如何，深圳目前在土地利用上的出现的僵局与困境，应当引起其他各级地方政府、中央以及学者和媒体足够关注。这一模式的核心和关键在于，政府必须让渡部分土地增值收益，并把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权整体赋予股份合作公司，由股份合作公司与居民博弈。从而使他们不用劳动，不担风险，就可以享受地主或资本家的身份，在中国目前经济正在发展，能否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仍然未知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建设的深圳特区，若只是养育出一个土地食利阶层，那么，深圳的特区建设，至少在土地制度探索上，就是彻底失败的。且，深圳是在特区政策下才吸收到大量海内外投资的。

粗略计算一下，仅仅4亿平方米的违法建筑，按每平方米平均5000元进行补偿，就要补偿2万亿之巨。即使完成了全市土地国有化转制，深圳也发现自己面临更尴尬的处境：尽管在规划中已将原村集体土地征为国有，但是大量土地并没有完成相应的补偿返还手续，因此实质上依然属于村集体及股份公司所有，而随着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值的不断提升，政府也越来越难以支付这笔数额巨大的补偿。全世界通用的方式是以基尼系数作为考察收入分配平等（也就是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

随着‘土地私有化和‘户口制度的改革完成，中国将基本消除传统意义上的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在中国评价贫富差距的最简单而用得最多的方式是把人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省份（比如上海和贵州）相比较，这是看地区之间贫富差距。（完）LG经济研究所（中国）所长/经济学博士 进入专题： 贫富差距 。所以在中国以地区之间贫富差距和城乡之间贫富差距为主要代表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完全是人为的制度性问题，其主要受害者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当然，那些先开放沿海地区，给外国投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等地区倾斜性政策导致中西部地区资本和人才等资源流向沿海地区，从而影响当地经济发展，扩大了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1，远远高于0.40的所谓的国际警戒线。

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下,农民只有当本人户籍在当地农村的时候才能算哪怕是名义上的‘共同所有者，而因出嫁他乡或上大学等原因，造成户籍离开本村，就自动失去‘共同所有者的地位。还有把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同农民的人均收入（或纯收入）相比较，这是看城乡之间贫富差距。但要知道过去农民一辈子梦想当国有企业工人，现在也梦想取得城镇（尤其是北京等大城市）居民户口，摆脱‘二等公民地位。但是要从根本上取消这两个不平等的制度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它触动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

改革开访以后，这种限制有了一点松动。中国目前‘户口制度的问题并不单是阻碍农民进城，它还阻止城镇之间人们的自由移住，是造成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三是计算人均收入的时候，不要混淆不同的概念。这种高低不同的隐性‘户口价值是由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加上地方政府对本地户口的居民实行的各种服务或待遇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它在1958年实行‘户口制度以后的数十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

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中国社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超稳定社会结构，由既得利益阶层维护和支配社会，而大多数老百姓（尤其是还没有受到工业化，城市化恩惠的广大农民）永远不能摆脱‘二等公民的地位。反过来取得本村户籍的外地人却无端端取得土地等集体公有财产的‘共同所有权。

比较一下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年份的基尼系数，就可以知道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变化趋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17上升到2004年的0.465，而以后就没有正式公布过。

但是它又是非改不可的世界上罕见的不平等制度。和这样的‘户口制度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中国不同，市场经济国家就没有发生地区间贫富差距和城乡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基础。土地私有化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农村的承包权和人口变动带来的纠纷，农民可以自由选择继续务农还是离开土地进城从事非农业，从而消除了城市化的最大障碍，为彻底废除不平等的‘户口制度，实现人的自由移住梦想打下可靠的基础。在中国，户籍不仅仅是政府管理人口的手段，而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物质和服务享受权利的凭证。在那些国家里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处理一个人居住地的选择问题，根本用不着由政府人为地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和城乡贫富差距问题。也就是说在人们可以自由移住的国家里，市场的竞争和调节机能具有自动缩小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贫富差距的作用。

而出生在生活环境好的地方（往往是政府投入财政支出来建设很多公共服务设施的大城市）家庭的人却生下来就无端端享受舒适的居住环境，具有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条件。改革开放后，尽管历届中国政府都做出大量努力去缩小贫富差距，但中国的绝对贫富差距仍然继续不断地扩大。

那些主张‘农民工失业了还有可回去的家乡，所以现在的城乡二元制度是具有中国社会稳定的功能的‘学者应问问自己的良心何在。沿海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内陆城镇（尤其是生活环境恶劣的小城镇）之间存在巨大贫富差距（包括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险水平以及各种公共基础设施使用上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贫富差距分几种，一是以拥有的人均资产看，二是以人均收入看。至于同其他国家一样的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差距的缩小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种政策带来的‘改革红利绝对不亚于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会推动中国经济上一个新台阶，创造出来的财富足以补偿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损失，把户籍制度的改革顺利进行下去。当然这两种方式的结果通常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因为资产多的人通常收入也多，反之亦然。但是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成了重大社会问题的国家除了中国以外几乎没有。这种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相结合的制度环境让农民离不开一生当‘二等公民的命运。

二是不能只看以货币计算的名义人均收入指标，还要考虑到各地物价水平的差距，即衡量贫富差距应以人均实际收入指标。把改革目标定于尽快地废除中国特殊的‘户口制度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但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改革会给既得利益阶层带来的损失，逐步地通过相应的补救措施来减少废除不合理制度时会带来的社会影响。

比如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以该地生产的GDP来除本地户籍人口，得出该地的人均GDP，这就犯了无视外地户籍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贡献的低级错误。但是在社会上表现出来并引起人们关注的不是相对贫富差距，而是绝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它将极大地影响今后中国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速度。

也许一夜之内几千万人会涌进北京，北京的城市机能会彻底瘫痪。尽管近几年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普遍超过沿海地区，导致地区间的相对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相对贫富差距也呈现类似的现象。

还有近几年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沿海地区，地区之间的相对贫富差距可能会缩小，尽管绝对差距还在扩大。想想如果明天突然决定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取得北京户口，同时享受北京人所能享受的一切待遇，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就会明白了。这是因为人们衡量中国贫富差距的指标和方法可能不一样。更何况同广大的农民相比，绝大多数政府官僚和知识分子正是属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他们能轻易地做到‘壮士断腕，放弃建立在歧视外地人的基础上得来的利益吗？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剥夺了建国后农民分到的个人土地资产，只给农民以虚拟的‘共同所有者地位，实际上不准行使对土地来说最为重要的‘转让权，从而‘受益权也被大打折扣。

目前中国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是人人皆知的事情，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政府和大多数老百姓的共同愿望。高喊立即取消‘户口制度来消除户籍歧视的人们所忽视的是，这个制度已造就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任何放松户籍管制的措施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立即废除将引起他们的激烈抵抗。

如果所有人的收入都是绝对相同的，那么基尼系数为零，反过来只有一人得到全部收入，基尼系数为1。不满意居住环境的居民（包括内陆小城镇居民）也可以自由地离开家乡，寻找自己喜欢的地方去生活。

比如对外地人实行的子女入学限制，就业和大学入学时的差别待遇，近几年来新增加的购房和购车限制等。也就是说在你的法定居住地以外的地方，你只能有办理‘暂住证后具有‘暂时居住的权利，没有与当地法定居民享受平等待遇的权利。